□用好地方立法權，不僅僅是給地方發展鬆綁，更要給泛濫的紅頭文件戴上“緊箍”

　　最近一段時間，各地人大行使地方立法權的新聞頻頻見報，這是今年3月立法法修正案“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以來，各地逐步落實的好消息。但是，地方擁有了立法權，並不僅僅意味著更大的權力和更自由的決策空間，它還有“緊箍咒”的一面，之前那些千奇百怪的紅頭文件不能再任性了。

　　作為歷史上形成的一種行政管理手段，紅頭文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計劃經濟時期，黨委政府作為政治經濟活動的領導和組織者，發出的指令往往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准則和依據，這就導致紅頭文件在行政活動中大量出現。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法律的修訂和完善一時還無法趕上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為了緩解立法滯后造成的脫節，先以紅頭文件來加以規范，就成為一種權宜之計。

　　然而，在如今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紅頭文件如果再大行其道，就不合適了。

　　其實，紅頭文件本就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從規定到通知，都可以納入它的范圍，正因如此，在一些人眼裡，一紙紅頭和紅印就代表著不容置喙的權威，直到最近,還有某地方政府出台紅頭文件,“規范”百姓操辦酒席。再從紅頭文件的出台來說，它往往只是經過了幾個主要負責領導之手，甚至有時是一把手“拍腦袋”，這種簡單的程序自然很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民間曾有一種說法，“黑頭管不住紅頭，紅頭管不住無頭”。這裡的“黑頭”說的是法律，而“紅頭”指的正是紅頭文件。這說明如果社會的法治意識跟不上，特別是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無法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再好的制度設計也難以取得良好的實施效果。

　　今天，地方立法權的普遍賦予，就應該是給泛濫的紅頭文件戴上“緊箍”，而地方立法權的科學行使，恰恰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所急需的法治訓練。從這個角度說，紅頭文件的存在可以被視為一個值得觀察的風向標，當“紅頭文件”這個詞有一天不再承受超出其應有范圍之外的權力含義時，每一次權力的運行也就接近於法有據了。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19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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