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婦派出所自殺獲“救助金”有多混沌？

農婦派出所自殺獲“救助金”有多混沌？

背景：6月16日早晨，58歲的蔣玉玲被發現在派出所院內自縊身亡。6月29日，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通報稱，初步調查排除他殺﹔此前，因兒子閆智勇涉嫌危險駕駛罪被刑拘，蔣玉玲被家人送到派出所，連續數日吃住在派出所，要求釋放其子。目前，蔣玉玲家屬表示獲得一筆救助金，數額不便透露，因事情已經解決，不再接受採訪。

新京報發表馬滌明的觀點：禹州市這起農婦自縊事件，如果確如官方所稱，派出所無任何過錯，“救助金”既不合理，更不合法。按理說，上級或當地人大應追究政府部門濫用權力、濫花財政資金的責任。而問題也正在於此——濫賠付的問題，似乎從來就沒有責任一說。主要問題是，不知道誰在為財政資金、公共利益負責。納稅人對濫用稅款行為最為不滿，但納稅人的話語權又是最弱的。如果農婦到派出所無理取鬧，或是家人強送其到派出所“撈人”，導致了農婦尋短見，派出所甚至公安局、鎮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鬧派出所、以吃住在派出所的方式相要挾，已經涉嫌妨礙公務、擾亂國家機關秩序。當地政府、公安機關當時就應依法處理這件事。而某些人所以信奉“一鬧就靈”，鬧大了就有人重視、賠付、救助，一個原因是地方官員善於息事寧人，一個原因是稅款好花，沒人心疼。

小蔣隨想：如果警方以妨礙公務、擾亂國家機關秩序為由，早前就對蔣玉玲實施行政拘留，某些質疑者恐怕又會有別的說法。比如，如果沒有冤情，誰會到派出所去鬧？警方有無濫用警權？而且，誰能保証蔣玉玲“被處理”就不會自殺？如果人死在拘留所，某些“評論家”指不定會說出什麼。蔣玉玲死了，如果官方不給“救助金”，會不會又出現“太冷血”的言論？談這些，不是說官方給“救助金”是“合理”的。作為“不明真相者”，筆者也不敢妄論警方“沒責任”。隻想說，無論出現何種狀況，這種事都可能被一些人質疑、微詞乃至抨擊。尤其是在地方管理者與民眾之間缺少信任的背景下，渾水可能被攪得更渾。某些人為何有膽子“無理攪三分”，一大原因也是借助混沌的輿論，去謀取不當的利益和訴求。至於某些管理者，公信力不足，處置不智慧，也難免深陷輿論漩渦，難以自我“撇清”。

部委向下級“借車”，車改須防暗渡陳倉

背景：2014年度中央審計報告近日公布，報告顯示，公務用車和公務接待方面，科技部、文化部等33個部門和單位長期佔用其他單位車輛。報告指出，2014年中央行政事業單位“三公”經費支出合計58.8億元，比預算數減少12.71億元，但與上年相比，很多違規問題“下沉”至所屬單位。

新京報發表觀點：無論是佔車還是佔人，均屬違規，更別說其可能存在的利益輸送。去年7月中辦和國辦印發的《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規定，各部門單位“不得以任何方式換用、借用、佔用下屬單位或其他單位和個人的車輛，不得接受企事業單位和個人贈送的車輛”。此前輿論擔心，囿於行政傳導鏈條較長，在地方、基層易出現這類情況。可如今連一些國家部委都頂風違紀，試問車改嚴肅性何在？“借用”其他單位車輛現象多發，也提醒車改監管部門：車改不能光看是否管好狹義范圍內的公車，也要管住類似於“變相配車”的其他亂象。公車改革的關鍵，還在於管住權力濫用的通道，這就需要讓監管覆蓋面與震懾力更強，嚴厲打擊陽奉陰違的做法。如果車改在“制度最嚴”與“路徑彈性”之間游移，或許難以擺脫潮起潮落的輪回。

小蔣隨想：違規之后怎麼辦？還車、還司機就拉倒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還不是“不佔白不佔，佔了也白佔”？可要說處罰，又能給予怎樣的處罰？處罰輕了，恐怕無法以儆效尤。處罰重了，又會形成局部官場“地震”。這是一種現實尷尬，也是“法不責眾”根源。但仍要說，違規就必須處罰，高壓線若不通電無異於橡皮筋。除了處罰之外，還要看限制並監督權力這一根本。下級單位為何給上級“供車”？無論是主動送，還是被動給，還不是因為上級有權力？送好了，可以獲得升遷、審批等各種好處。退一步說，也不至於被穿小鞋、被找麻煩。正常的行政路徑，被不當行使的權力“亂搞”，本質就是濫用權力。這說明權力仍未受到嚴格約束，某些審批與人事任用還是由領導個人說了算。公車濫用說到底只是表層問題，如果權力濫用的病根不除，還會滋生其他的毛病。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