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警界“娃娃魚飯局”事件之后，當地警方下達的一則“專項教育整頓活動通知”，再次引發輿論的關注。根據通知要求，“嚴禁各單位以任何形式組織聚餐﹔嚴禁以同事聚會、同學會、老鄉會、戰友會等各種名義搞聯誼聚餐﹔嚴禁以任何借口、任何名義、任何方式巧立名目發放補貼﹔分局領導及民警在辦理婚喪嫁娶等事宜的宴請前必須經分局紀委審批”。

　　在14名“公安干警”被曝聚食娃娃魚、並且圍毆媒體記者之后，深圳警方下此通知，無疑有著痛定思痛、痛下決心的決斷之意，既向內部下達了鐵規禁令，又向社會傳遞了汲取教訓、重整形象的信息，這種正視問題、解決問題的姿態，應該得到警界內外的理解。

　　但是，這項需要所有民警閱覽后簽名確認的禁令，將所有基層民警原本屬於正常權利的同事聚會、同學會、老鄉會、戰友會等聯誼聚餐一概禁止，將普通民警在辦理婚喪嫁娶中的宴請與分局領導應該遵守的規矩綁定一起，則不僅有著“幾人生病、全體服藥”的矯枉過正之嫌，也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行政權力的范圍，造成了對基層民警正當合法權利的剝奪與限制。

　　娃娃魚飯局被停職調查的14名“公安干警”，其實多是分局副局長以上實職領導，並沒有普通干警參與。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最難管束的不是普通民警的飯碗，而是領導干部的嘴巴。

　　深圳警方的通知，與中央如此嚴厲的八項規定、與明明白白的法治標准相比，最具權威的當然是后者。但事實証明，效果好不好，關鍵要看領導自己能否做得到。自己做不到，卻希望通過一紙禁令把普通民警原本屬於正常的權利也一並管束起來，這種一刀切的管理方法，省心是省心了，卻也過於任性了，難免有犧牲普通民警合法權利的陪綁之嫌。

　　民警大多在執勤第一線，總有個飢腸挨餓、不能正常就餐的時候，倘若執勤歸來戰友之間自掏腰包下個館子，要不要禁止？倘若案子辦完了，一起AA制吃個簡單的慶功飯，算不算聯誼聚餐？

　　少數領導違紀，普通民警集體被做規矩，這不是一種科學合理的舉一反三態度。領導干部與普通民警，有著公安部門統一的紀律，也有著針對領導干部的特殊要求。領導干部自己做不到，卻要普通民警去執行領導干部一樣的紀律標准，不僅強加給普通民警莫須有的禁令、容易挫傷普通民警的工作熱情、引發抵觸情緒，也容易引起公安隊伍與媒體監督、社會監督之間的種種誤會，使得本該執行的紀律因為夾帶著某種情緒而使良好的初衷變了味。

　　深圳警界14名領導被曝違紀，並不意味著社會對公安干警這支隊伍整體的失望，人們並沒有將這起偶然事件當成所有公安隊伍的必然現象。這支隊伍絕大多數領導和干警是遵紀守法、敬業愛崗的，這也是社會對公安隊伍有口皆碑的原因所在。“娃娃魚飯局”事件，真正引人關注的不是領導干部聚在一起吃一頓飯，而是吃飯時把門設崗的玩弄紀律態度，是我的地盤我作主的權力得瑟，更是面對監督公然動手的枉法與野蠻。而這頓飯局，恰恰是普通民警很少有機會聚到的餐，很少有膽子做出的事。倘若因為幾名領導“生病”，而讓所有民警“吃藥”，便很容易讓社會誤認為在鬧情緒。

　　領導的歸領導，干警的歸干警。“娃娃魚飯局”這頓賬，應該分開來記。

(來源: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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