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學教師周鼎的“自白書”在網上火了。周鼎表示,一直以為教師最重要的工作是上好課。“高校教師的主要工作是申報課題,報賬,報賬,還是報賬”。這讓他非常失望。(12月24日《南方都市報》)
周鼎透露的僅是冰山一角。在當今高校,“學術GDP”不僅主宰著職稱評審,而且左右著高等教育的價值取向和利益分配。高校“重科研、輕教學”,已成一種潛規則,越是名校表現得越突出,並形成了惡性循環。眾所周知,教師從事教學,只是在掙應得的那份工資﹔從事學術研究,不僅可以爭得巨額的科研資金,而且易出成果,可以獲取豐厚的經濟回報,並在職稱晉升中佔主導地位。特別是,帶“長”字的教授,均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某個科研領域的帶頭人,又是高校的行政官員,在高校扮演著“贏者通吃”的角色。
再看高校職稱評審。因教學成果短期內無法出數字政績,而在考核中被弱化、甚至忽略﹔代之以學術GDP“唱主角”,申請多少項目,發表多少論文,獲得多少經費等,成為考核的主要指標。以至於,越來越多的教師脫離教師教學的本質,也脫離了大學育人的本質。更為嚴重的是,量化的數字指標所帶來的焦慮,卻可能會使一些教師冒險在數字上造假,甚至剽竊學術論文,不惜惡化高等教育的生態環境。
因此,教師“酒后真言”,應成高校改革諍言。高校應摒棄對“學術GDP”的盲目崇拜,改進考核方法,建立綜合評價體系。在高校去行政化,已成為教育改革方向的當下,隻有讓教學的歸教學,學術的歸學術,行政的歸行政,才能讓教師回歸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並重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