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貪贓不枉法”，“末日”到了嗎？

市委機關“被沖擊”，群眾為何被裹脅？

背景 ：9月26日，廣東省汕頭市發生一起市委機關被沖擊的群體事件。當地公安發布公告稱，事件系該市金平區蓮塘街道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裹脅不明真相群眾”鬧事﹔28日下午，又向媒體通報，事件“系少數因賭博案件被查的不法分子借口反對垃圾填埋場擴建，而裹脅不明真相群眾到市委鬧事所引發”。

新京報發表胡印斌的觀點：一些地方政府在回應群體事件的時候，還是應少用、慎用、不用“不明真相”、“別有用心”等詞語。在網絡時代，這樣的詞語早就落伍了。要看到，“不明真相”很多時候讓圍觀者看不清真相，“別有用心”則有先入為主、未審先判的嫌疑，難以服眾。網絡時代，地方政府當然需要第一時間回應輿情，但是，用這種陳舊的滲透著權力邏輯和愚民思想的詞匯回應公眾輿論關切，效果隻能適得其反。少數人打砸鬧事，理應繩之以法，民眾的合理訴求理當通過合法、正當的渠道表達，同時，地方政府也應該以主動負責的熱忱來接納、傾聽、打撈群眾的表達，跟上時代的節拍。

小蔣隨想：一些群眾為何輕易“被裹脅”、被不法分子當“槍”使？為什麼這些群眾相信“鬧”可以滿足訴求，而不是通過所謂的“正當途徑”？一方面，這說明垃圾填埋場擴建這類公共議題可能缺少征求並尊重公共意見這一重要環節，或者讓群眾感覺到管理者可能會“霸王硬上弓”，使得部分持反對意見的群眾的情緒開始激動﹔另一方面，官僚作風與行政不作為客觀存在，正常的訴求路徑時常失靈，反倒是一些“劍走偏鋒”可能倒逼行政者就范，給人留下“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印象。對政府而言，將問題歸因於一些群眾不明真相，其實是一種卸責。面對此類群體事件，管理者更應思慮自身的工作有哪些短板，干群關系何以對立？蓮塘片區部分村民還向記者反映，近些年村內多塊集體土地被征用之后，村民沒有得到相應的利益和好處。有些問題長久不解決，隻會導致民怨不斷發酵，成為禍患的導火索。對政府而言，主動化解矛盾，才能防患於未然，扭轉不良作風，才能贏得公信力。

干部“貪贓不枉法”，“末日”到了嗎？

背景 ：近日，在北京舉行的“賄賂案件的刑事辯護”論壇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透露：收受禮金罪已經寫入正在研討的刑法修正案(九)。

新京報發表觀點：我國現行《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牟取利益的，是受賄罪。也就是說，官員非法收受財物，同時具備“為他人牟取利益”的條件，才能構成受賄罪。這一觀點曾被最高法、最高檢寫進司法解釋中，即“貪贓並枉法”才構成受賄罪，“貪贓不枉法”不構成受賄罪，而往往隻作為違紀來處理。這一法條長期以來備受詬病。“收受禮金罪”擬進入刑法，不僅是用以規范官員的“禮尚往來”問題，而是要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現行刑法中“受賄罪”的立法短板問題，它將實實在在地降低官員職務犯罪的門檻，編密了制度反腐之網。

京華時報發表王琳的觀點：在法理上，反腐敗理應“零容忍”，但現在立案的數額標准都不低(貪污為5000元，賄賂為10000元)。就這樣，還有一些刑法學者在呼吁應根據人均收入的增長，繼續調高立案數額標准。這種隻顧降低查處難度，而不顧反腐敗目的指向的建議，無疑是刑法修訂中應高度警惕的。在多數國家，官員別說收受禮金，就算是收受低廉的禮品，也不被允許。中國的刑事司法哪怕還做不到“零容忍”，也應該朝此目標邁進，而不是在向現實的妥協中離清廉越滑越遠。

小蔣隨想：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按照這個邏輯，更沒有無緣無故的送收禮金。官員有機會收受禮金的關鍵是手握公權力，而公權力恰恰是以權謀私的根本前提。對送禮金者而言，有時是為了先與官員搭上“感情線”，以后有事再張口不遲。也有人送錢沒有具體的請托事宜，只是看到別人都送，擔心若自己不送，反倒成了另類，送錢只是懾於“權威”——某些腐敗領導未必能記住泛泛的送錢者，但絕對能想起沒有“孝心”的人，進而給其穿小鞋。再加上某些領導“收錢不辦事”，這些都凸顯出現有的受賄罪的短板。所以，公眾樂見收受禮金罪入刑法，讓收錢者再無“免罪牌”。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