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女性安全貼士”為何不被領情

　　專 欄

　　那些“女性安全貼士”，其實就是要求女性接受限制式的自我保護規則。它排除了女性平等與完整公民資格，背后也隱含著“將現狀自然化”的犬儒主義認知。

　　媒體連續曝出女大學生外出失蹤或遇害的消息，導致有人說這是女大學生的“黑色八月”。沒有辦法確認，是近期這類犯罪確實高發，還是集中曝光造成了錯覺。但連續報道已經將這類犯罪推向高關注，將女大學生塑造成一個易受侵害和特別需要安全教育的群體。

　　“安全貼士”：保護名義下的限制

　　事實上，女大學生易受侵害，這是觀點，而非事實。從國外統計看，男性更容易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學歷和受害風險之間恐怕很難建立正相關的關系。所以，“女性”和“大學生”兩個關鍵詞的被突出，大可用社會心理的暗合來解釋，它暗合的，一是對女性安全的恐懼，二是對大學生群體既看重又不信任的矛盾心態。而恐懼女性安全的相當一部分其實是恐懼性犯罪——一種因令女性“失貞”而被特殊化的犯罪。

　　性犯罪給受害者帶來的特殊身心痛苦是真實的，特別重視也很正常。但由此看到處流傳的“女性安全貼士”，可以有些新的發現，那就是，這些看似好心的指點，焦點都在限制女性，而限制法又與要求女性貞靜自持的訓誡如出一轍。

　　例如某媒體官微發布的“女大學生安全返校指南”：“拒絕陌生人搭訕，不要暴露個人信息……衣著打扮得體，獨自出行盡量不要太暴露……讓男朋友全程接送。”總結其要旨有三：一，控制外出和人際交往﹔二，避免喚起男性欲望﹔三，接受家長和伴侶保護。或者換種總結法：一不要自由，二不要獨立，三不要讓性魅力外露。這簡直是女性教化講義的現代漢語版，可以參考《女誡》的教導：“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於是很多女性不領情了，因為她們無法接受以保護名義下的限制作為安全代價。畢竟人人都應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再者，這些規則只是想當然，沒有犯罪學的實証依據，如國外研究顯示，性侵害風險與衣著暴露沒什麼關系，很多女性的經驗也証明，性侵害者瞄准的是怯弱而不是張揚。

　　《女誡》還說：“生男如狼，猶恐其?，生女如鼠，猶恐其虎”，大意是男孩已像狼了，還唯恐他太柔弱，女孩像老鼠一樣柔弱了，還唯恐她太勇猛。“安全貼士”的出發點如同假設這是個狼的世界，於是女性接受限制式自我保護規則很有必要。但在狼面前，能幸存的是老鼠還是老虎？遺憾很多“安全貼士”都忘記從讓女性更強大的角度設想安全方案——強大可是“女德”喪失的表現，《女誡》中還有這麼一句：“女以弱為美”。

　　“安全貼士”背后是父愛主義和犬儒

　　你會因“不自重”而招引犯罪，這種潛台詞令人憤怒，這排除了女性平等與完整的公民資格，要求她們自視為物，可以像物一樣接受捆縛，比物多一點的是她們還得自我監視。

　　可以進一步分析這些“安全貼士”背后的父愛主義和犬儒主義，這兩者是交織在一起的。父愛主義設置一種恩威並施、予取予求的單方交易：服從權力和接受控制，才有資格婉轉懇請垂憐，否則就得受懲罰。從諸多“安全貼士”裡看不到關懷和體察，卻隱約帶入不負責任的父親角色：不討論如何為女性創造安全空間的問題。

　　至於犬儒主義，學者徐賁曾這樣描述其特征：“像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變化的可能”。“安全貼士”的推銷者強調治安不可能很快好轉、“惡人太多”，正是此種“將現狀自然化”的犬儒主義表現，把社會不能給予女性充分安全感作為不可更改的先驗前提。這是個惡性循環的開始：如果不相信改變會發生，那麼改變當然不會發生，天上不會掉餡餅嘛。

　　而更積極的看法是：改變要從觀念改起，且如果有所行動，改善速度會超出預想。這是積極想法與治理眼光。它不是假想，而是有很多既往經驗的，例如曾為出生性別比失衡而苦惱的韓國，經過十多年以提高婦女地位為核心的綜合治理，成功將性別比恢復到正常﹔又如美國“針對婦女暴力法案”的實施導致與家庭暴力有關的殺人案減少了40%。

　　這仍然無法讓犬儒主義者滿意，因為他們的要求很高：改變要立即起效，否則就不予考慮。他們忽視了兩件事情：如果不討論、不實驗，十年二十年的虛度也很快﹔很多聲稱可以當下立即解決的方案往往不正義或不可行，比如“女性安全貼士”。

　　□呂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