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買假，法律應該支持

今年6月，北京一中院終審宣判了一起食品索賠訴訟，首次將知假買假者歸為消費者范疇。該消費者在永輝超市購買過期食品，因此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要求10倍賠償，一審法院支持其訴訟請求后，超市以消費者身份是職業打假人為由提出上訴。法院認為，商家出售過期食品使其行為本身存在過錯，與消費者的身份無關。

針對銷售不合格產品問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通過懲罰性賠償迫使商家增加違法成本。法律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按這個意思，是隻有買了東西自己用才是消費者，才受法律保護。如果你購買的目的不是自己消費，而是再賣出去賺錢，或者用來送人，似乎就都不算消費者。如果目的是為了索賠，那就可說是“居心叵測”，不僅商家以此為由拒賠，連一些消費者也不認同這樣的“知假買假”行為。在這種理念下，當年名滿天下的“職業打假人”王海，也成了一個毀譽參半的爭議性人物。

但實際上，是“知假買假”還是“受騙上當”，很難有明確的標准來界定。法律是嚴肅的，要針對行為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同樣的行為具有不同的“動機”，對動機的判斷就有強烈的主觀性。尤其是食品，一個人買100斤大米，發現有問題，可以認為是“消費者”，有權索賠。那如果他的鄰居也買了100斤大米，誰能從行為上判斷這位鄰居是自己作為“消費者”買米，還是獲知了那米有問題而“知假買假”？同是買了100斤米的兩人，憑什麼一個人是“消費者”能獲賠，而另一個人就是“知假買假”不能索賠？即使倆人買米有時間先后，兩個人也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呢。如果說他買100斤是“消費者”，那如果買200斤、300斤呢？難道還要通過購買限額來判定“消費者”？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目標是保護消費者，而把“消費者”身份的認定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前提，既沒有明確的認定依據，也不利於對消費者的保護。懲罰性賠償的目的，是增加商家的違法成本，從而形成威懾，促使他們遵紀守法，銷售合格產品。但不是每一個消費者在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都能有能力和精力去取証和索賠。尤其是食品消費領域，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索賠經驗，未必能夠獲取充分的証據。再加上金額往往不大，一般人也未必有興趣去跟商家較勁。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是“消費者”才能索取賠償的要求，實質上是對廠家的保護。

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職業打假人”可說是消費者的“探雷器”。面對不法商家，他們有斗爭能力和經驗，能夠把消費者可以獲得的賠償“變現”。雖然變現的結果是“據為已有”，但這並沒有損害其他消費者的權益，只是把他們“可以得到而沒有去索取”的利益拿過來而已。這種“利己”的結果，是對不法廠家形成更大的威懾，大大增加他們違法所面臨的風險。對廣大的消費者而言，這是一種保護。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說，也是有助目標實現的一種現實監督途徑。

因此，把“消費者”身份的認定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前提，既無必要也不合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該把“消費者”的概念變成“購買者”——不管購買商品的目的是什麼，隻要購買了，就當受法律保護。隻要廠家銷售了不合格產品，就是“本身存在過錯”，就應該向“購買者”賠償。這樣，“知假買假”就會成為一種可持續的群眾監督方式，像懸在商家頭上的一把達摩克斯利劍，讓他們不願、不敢去銷售問題產品。這，才是對廣大消費者更有力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