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話語暴力撐不起輿論自治的脊梁

“孤立的他可能是個有教養的個人，但在群體中他卻變成了野蠻人。”一百多年前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作出的這一著名論斷，驚人地預言了發生於今日互聯網上的話語暴力的文化根源。

網絡即社會。在互聯網應用發達的今天，上網人群與現實社會結構已無多大區別。從五六歲的孩童，到八九十歲的老翁，從一文不名的落魄青年，到身份矜貴的名人巨富，從教書育人的老師，到坑蒙錢財的騙子，從對抗拆遷的釘子戶，到貪污舞弊的官員……他們在生活中存在著現實差距，卻可能同在一個論壇、微博發言，還可能一起用微信“打飛機”。由於各色人等價值理念不盡相同，甚至存在激烈沖突，因此難免發生語言矛盾，變成一鍋大雜燴。

針對網絡話語特征，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書中，宣告一個被他命名為“哄客”的“第三種話語勢力”已經崛起。所謂“哄客”，就是用酷語、色語和穢語，對公共事件或人物進行道德美學評判的匿名網民。朱大可指出，我們正面對一個“臟詞大爆炸”的時代，它在數碼世界裡迅速繁殖，變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顛覆著國家主義的話語堡壘，令其崩潰在文化對抗的前線。但他也道出了一種擔憂：穢語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藥，卻終究不是文化建構的水泥。

網絡話語暴力不僅具有侵略性，而且有著驚人的傳染性，這一點在微博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微博上，臟詞穢語不再是無名氏的“特權”，而演化成一場全民“嘴仗”。一些平時溫文爾雅的名人大V，也忍不住撕下了文明偽裝，選擇用臟詞作為表達工具，並以此吸引粉絲。網絡話語暴力已經超越社會文明底線，進而將互聯網推向廁所化的邊緣。

互聯網作為當代人進行公共交流的重要平台，理當以自由寬容為訴求。這正如大到一個社會，小到一個集體，想要保持完全清潔干淨的話語環境是極不正常的。但當臟詞穢語構成大規模話語暴力，這又將損害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流，進而危及話語公共空間基礎。因而，朱大可在肯定穢語是文化顛覆的革命性工具的同時，卻也指出其所面臨的困境：穢語被毫無節制地利用，就會成為滋養互聯網罵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級搖籃。

完全消滅互聯網臟詞穢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如何改變網絡話語暴力格局，卻是當前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當網絡話語暴力盛行無忌，這就不單純具有文化心理特征，而有著其特定的社會根源。一個社會積聚的不滿情緒越多，網絡越可能成為一種發泄工具。每個國家和地區的互聯網上都會出現臟詞穢語，但以中文互聯網為甚，原因或許就在這裡。因此，從網絡臟詞穢語產生的社會根源來講，積極消除公眾不滿情緒之所以產生的社會問題，乃化解網絡話語暴力的根本途徑。在發生公共事件時動輒片面宣布“群眾情緒穩定”，這種官僚話語模式，隻會激發網民的更多不滿。

還有必要為臟詞穢語劃出一道法律紅線。“群體是無名氏，因此不必承擔責任。”勒龐指出的這種心理暗示，是導致個人責任感消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喚醒個人話語責任意識的一個可行辦法是，從法律上對言論自由的邊界進行嚴謹區分。何者屬於言論自由范疇，何者逾越了言論自由的邊界，應當一清二楚。這樣才不會讓人時而產生話語暴力的沖動，也才能更好地守護網絡言論自由。

為網絡言論劃出法律邊界后，更多還是要依托個人自律與社會自治。一個龐大無比的網絡輿論綜合體，必然對法律實施構成巨大的挑戰。所以，最終隻有依賴於個人自律，才能大面積減少網絡話語暴力。網絡既是一個社會共同體，同時又被切割成一塊塊的話語社區。每一個網站、論壇、微博平台，都像是一個個的城邦或社區。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實行社區自治，一方面可對網絡行為進行規范約束，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個人的網絡公民意識。例如，對那些輕微的臟詞穢語，法律可能難以抵達現場，網絡社區卻可以運用公約規章施以懲戒，比如暫時停止用戶發言權限，注銷賬號，等等。

“穢語就是穢語，它永遠都無法成為支撐新話語的脊梁。”朱大可的這個論斷，道出了互聯網話語暴力的真相與前景。隻不過，化解網絡話語暴力不能走向“互聯網專制”，讓公權力全方位干預公共輿論空間，而應加強個人自律與社區自治，讓網絡社會逐漸走向成熟，進而為構建公民社會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