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中國社會轉型腐敗發展分為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腐敗萌生、發展期”，大致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腐敗的開始、發展、蔓延時期﹔第二階段是“腐敗泛濫高峰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的到本世紀初的腐敗發展高峰期﹔第三階段是進入21世紀后的“腐敗與反腐敗之間的相持、控制、治理階段”，也可以說是“腐敗分子開始受審的高峰期”﹔第四階段則是本世紀中期后進入腐敗得到根本遏制階段，到了這一階段反腐敗斗爭才可以說是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於是有人就問我，您說的這個“腐敗得到根本遏制階段”的含義是什麼？有哪些具體的條件可以得到衡量？為什麼要等本世紀中期才能得到“根本遏制”？為什麼第三階段到第四階段的時間要10到30年那麼長？是不是過於悲觀了一點？

　　關於反腐敗斗爭什麼時候能得到“根本遏制”這個問題，記得上世紀末就有人提出、爭論過，但是，腐敗發展的態勢並沒有隨一些人的“美好願望”而向好的方向發展，反腐敗斗爭仍是艱巨的、困難的，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仍是很嚴峻的。所以，“腐敗得到根本遏制”、“反腐敗斗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句話說是好說，然而若是達不到幾個“關鍵條件”，那麼，這種“好說”不過是一種“自我安慰而已”。那麼，什麼是“腐敗得到根本遏制”的幾個“重要條件”呢？

　　首先應該提出的是，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筆者所提的所謂幾個“重要指標”也隻是個人的“一孔之見”，無非是想活躍一下人們的思想，引起人們的爭論和供有關部門作一個參考罷了。

　　第一個“重要條件”： 到了本世紀中期，腐敗隻是腐敗官員的“單個的、零星的行為”，而不是像現在的那種“普遍的、集群性的、很有規律性的行為”。五十年代初期的社會腐敗也很嚴重，為什麼治理得那樣好？原因之一就是一個“三反”和“五反”將官員的腐敗壓縮到了“個體的、零星的、抓腐敗無規律可循的程度”，使腐敗不至於成為“社會的公害”，而我們現在的腐敗呢？用我們最高領導人的話來說，它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裡去了，腐敗發展、泛濫到要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的程度了，成了共和國的“最大威脅”了，事實上，隻要你認真地、堅決地按照中紀委布置的反腐敗要求去反腐敗，那麼，你就一定會在一些最為“敏感的部門、行業、領域”裡找出腐敗大案、要案來的，而且各省市的反腐敗幾乎都能顯示出相同的腐敗特征來，是很有“規律”可循的。筆者認為，而要將當今的“普遍的、集群性的、很有規律性的腐敗行為”轉變為“單個的、零星的腐敗行為”，沒有10到30年的時間是不行的。

　　第二個“重要條件”：到了本世紀中期，位高權重官員的腐敗已經不是社會腐敗重要關注的對象，而不是像現在那樣，不僅“腐敗了的地方高級干部‘第一把手’”佔所有腐敗官員中的腐敗比例是那樣的高，而且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省部級腐敗高官”自己主動地“闖入”中紀委所設下的反腐敗的“伏擊圈”而落了馬的。我從來都不認為現在將“腐敗了的地方性高級干部（‘第一把手’）”和“一定數量的省部級腐敗高官”送上歷史的審判台是件不好的事，相反地，在其背后所凸現的是“胡溫新政”中反腐敗的決心、從嚴治黨的具體行動和黨內監督的加強，但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然而要將位高權重的官員腐敗“壓縮”到隻是官員的“個體行為”，亦不是很容易的，它的大前提有三個：一是民主政治的加快實施﹔二是對“第一把手”的監督已經越過了紙上談兵階段﹔三是絕大多數的當官者真正恢復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真正地將“為共產主義奮斗一生”作為自己的當官的“座右銘”，並轉化為鄭培民、牛玉儒、任長霞、宋魚水、張雲泉、楊業功、侯祥麟等那樣的領導干部，從現在的情況來看，要達到這三個前提，沒有10到30年的“痛苦過程”恐怕是不行的。

　　第三個“重要條件”：到了本世紀中期，反腐敗斗爭不會像現在這樣顯得如此艱巨、困難，反腐敗的阻力不會顯得如此巨大，作為“貫徹危機”的反腐敗“中間梗阻”現象將會得到最大的克服。的確，隻要你是尊重現實你就會發現，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腐敗的原始積累”，在一些地方、部門、領域、行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決非再是一個“理論問題”了，它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一個“實體”，而且應該說，在一些地方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具有能影響“地方政治生態”的“政治能量”，形成了“一定的氣候”，有了“一定的勢力”，因而“屁大一點的事”都要中央領導出來發話、作指示，“稍大一點的事”都要中央進駐“工作組”，而帶有一些“傾向性的問題”必須要刮出一股“什麼什麼風暴”，對一些“腐敗了的地方性高級干部”還要來一個“異地審判”，所以，如今社會反腐敗的成果都是在“高成本”下取得的。當然，從反腐敗者和腐敗者都將反腐敗斗爭視作為一場“生死存亡的斗爭”來看，出現這種現象也是社會為反腐敗的“根本好轉”所必須付出的一種“代價”，因為“既得利益集團”是從來不肯輕易退出歷史舞台的。從總體上來說，要徹底打垮“腐敗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沒有10到30年的時間是無論如何不行的。

　　第四個“重要條件”：到了本世紀中期“弱勢群體”的數量被縮小到最小的范圍內，社會結構已經不是像現在那樣呈富少窮多的“洋蔥頭形態”，而是富少窮少中間多的“橄欖型”，到這時，廣大的老百姓共同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共同富裕”已經不是政治家的宣傳口號。是啊，像上世紀九十年代進行的一些“具體改革”是“變了形、走了樣的改革”，一個“農村的圈地運動”再加上一個“工廠的所謂轉制”，一下子將近一億人變成了“弱勢群體”，還冒出了一個“暴富”暴得怪怪的“暴富群體”，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一不辦企業，二不懂計算機、外語、經濟學等“現代文明”，三亦沒有像外國資本主義早期那樣的“原始積累”，隻是通過“權力”和“資本”之間的“權力資本腐敗”，對國家財富、集體財富和公民個人財富（農民、工人和城市居民）進行“瘋狂的掠奪性”，因而“突然暴富”起來。所以，我可以這樣武斷地認定：社會要將上世紀九十年代少數人的“暴富群體”的模式“轉變”為全社會公民“共同富裕”的這種模式，是不會輕而易舉的，盡管“胡溫新政”是在堅實的、一步步地向這個方向努力，但是，沒有10到30年的時間是無論如何不行的。

　　第五個“重要條件”：到了本世紀中期“民主政治”有了長足的發展，對腐敗的黨內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的功能發展到了最大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它都將會在“法制”的范圍中進行，將不會發生現在在有些地區發生的那種不正常現象：讓你監督什麼你就監督什麼，讓你監督到什麼程度就隻能監督到什麼程度，不讓你監督的你無論如何不能進行監督。當然，監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亦需要一定的過程，要將人們習慣於計劃經濟的那種監督方式轉化為適合於市場經濟的監督方式，我想是不會少於10到30年的時間的。

　　總之，由於“胡溫新政”的“新政”，社會再也不會發生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腐敗泛濫、呈現高峰的那種特點，再加上中紀委對反腐敗措施的“步步升溫”，整個社會已經從“摸著石頭過河”反腐敗轉化為“制度反腐”，各個部委亦出台了各種反腐敗的具體舉措，應該說，當今的反腐敗盡管仍有不盡人意之處，但是腐敗發展、泛濫的勢頭已經得到了初步的遏制，腐敗分子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反腐敗斗爭進入了“相持、控制、治理階段”，然而誠如胡錦濤同志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特別強調的“現階段我國反腐倡廉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現在還沒有進入“腐敗得到根本遏制”的階段，在這個問題上既急不得，亦鬆不得。